濟南私家偵探編者按：自1976年以來美國共發生了75萬起的兇殺案，但是破案率卻屢創新低。據估計，每年美國有超過5000名殺人兇手逍遙法外，而在逃的連環殺手數量可能高達2000以上。有沒有辦法找出那些命案的相似之處，建立關聯，從而揪出其中的連環殺手呢？Thomas Hargrove就是這么干的。他建立了美國最大的謀殺案檔案庫，開發了一個犯罪手法模式匹配算法，并且成立了一個非盈利組織專門來研究這件事。《紐約客》報道了他們的故事。
Hargrove估計美國的連環殺手大概有2000人之多。
Thomas Hargrove是一位連環殺手檔案管理員。過去七年來，他一直在收集謀殺案的地方記錄，現在他已經建起了全美最大的謀殺案檔案庫――自1976年以來發生過的751785起謀殺案，這個數目甚至比FBI的檔案還要多出約二萬七千多份。按規定，各州應該向美國司法部匯報發生的謀殺案，但有些報告不準確或者不全面，Hargrove已經向其中一些州提出訴訟，要求獲取相關檔案。他還自己編寫了計算機代碼，用來搜索里面的存檔，查找三角戀、搶劫或者斗毆等引起的略為普通的兇殺案在統計上的反常現象。美國每年犯命案而未被抓獲的人數約為5000人，而且這些人當中一定比例者犯下命案次數不止一次。Hargrove打算揪出這些人，他的工具就是代碼，有時候他稱之為連環殺手偵探。
這個代碼是一個簡單的算法，Hargrove是在2010年，在現已倒閉的Scripps Howard新聞服務當記者的時候寫的。這個算法成為了非盈利組織Murder Accountability Project（MAP）的基礎。MAP由現已退休的Hargrove，一個數據庫，一個網站以及九名成員組成，這些人當中有前偵探、研究殺人犯的學者、法醫以及心理醫生。算法通過數據匯總，收集了在手段、地點、時間，以及受害者性別方面存在相關性的兇殺案。同時它還會考慮某座城市兇殺案的未破案率是否顯著，因為一名在逃的連環殺手會影響警察部門的破案率。濟南私家偵探從統計上來看，一個潛伏著連環殺手的城鎮看起來簡直就像法外之地。
2010年8月，Hargrove注意到印第安納州萊克縣（Gary市在其管轄范圍內）的兇殺案有一定的模式。1980到2008年間，共有15名女性是被掐死的。而且其中的很多尸體是在空房內被發現的。Hargrove于是寫信給Gary警察局，對這些兇殺案進行了描述，并且附上了相應情況的電子表格。他問道：“這些案子會不會反映出所在地區一或多名連環殺手的活動呢？”
警察局對他的熱心漠不關心；一名探長說Garu這里沒有未破的連環兇殺案（連環殺手在逃時美國司法部建議警察局要告訴市民，但一些地方對此還是保密）。Hargrove感到很氣憤：“我給他們留言，還給警察局長和市長發掛號信。”后來，他從一名也開始懷疑Gary市有連環殺手的副驗尸官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她試圖跟警方談話，但也遭到了拒絕。在看了Hargrove的案子之中，她又給他的名單增補了3位受害者。
4年后，濟南私人偵探毗鄰Gary市的Hammond警察局街道報案，稱一家Motel 6汽車旅館出了狀況，有人在浴缸內發現了一具女尸。她的名字叫做Afrikka Hardy，年紀只有19歲。Hargrove說：“他們逮捕了一個叫做Darren Vann的家伙，就像這些案例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他說，‘你們抓到我了。’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里，他領著警察去到被廢棄的建筑物，警方又發現了6具女性尸體，全都是被掐死的，就像我們在算法里看到的手法一樣。” Vann在1990年代初就殺死了他的第一個女人。2009年，他因為強奸而入獄，殺戮才停了下來。不過在2013年出獄后，Hargrove說：“他又恢復了之前的罪惡勾當。”
研究人員研究連環殺手的方式就好像他們是自然歷史標本一樣。Radford連環殺手數據庫是其中最全面之一，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近五千個條目，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是弗吉尼亞州Radford University退休教授Michael Aamodt 25年前開始編撰的。根據這個數據庫，美國的連環殺手為男性的可能性要比女性高10倍。Ray Copeland，在上個世紀末在密蘇里州他的農場里至少殺死了5名流浪漢，被捕時已經75歲的他是數據庫中最老的連環殺手。最年輕的是Robert Dale Segee，他在緬因州的波特蘭長大，被認為在1938年8歲的時候用石頭砸死了一個女孩。他的父親經常抓起他的手指到蠟燭火焰上烤來懲罰他，后來Segee就變成了一個縱火犯。縱火后他有時會產生幻覺，仿佛看到一個張牙舞爪腦袋冒火渾身通紅的人。 1944年6月，Segee 14歲的時候在Ringling兄弟馬戲團找到了一份工作。次月，馬戲團帳篷著火，導致了168人喪生。 1950年，在因為另一起縱火案被捕后，Segee承認是他點著了帳篷，但幾年后，他又翻供說當時自己已經瘋了。
根據數據庫的資料，連環殺手通常都不是特別聰明，平均智商為94.5。他們會分成若干類型。覺得自己必定要擺脫那些被視為不道德或不受歡迎的人――比如癮君子、移民或者私生活混亂的女人的世界――的人被稱為傳教士。黑寡婦殺死男人，通常是為了繼承財產或者騙取保險；殘暴的丈夫殺死女人，要么是為了錢要么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力。殺死病人的護士被稱為死亡天使。釣魚的碰巧遇上了個受害者，而設陷阱的要么觀察到了他的受害者，要么就是在某個地方，比如醫院工作，而受害者不幸碰見了他。
FBI認為，每年由連環殺手實施的命案不到1%，但Hargrove卻認為這個比例要更高些，而且美國大概有2000名連環殺手在逃。他說：“我是怎么知道的？幾年前，我讓FBI的人查了有記錄在案的在逃但有DNA關聯的殺手數量。”結果是大約有14000，這個數字略超他們查檔殺手數的2%。Hargrove說：“那些還只是可以通過DNA鎖定的案子數。而殺手未必總會留下DNA的――你能拿到DNA就是天賜的禮物。所以2個百分點是下限，而不是上限。”
濟南私家偵探了解到Hargrove已經61歲。他身材比較高瘦，長著白胡子和一幅狐疑的眼神。他跟妻子和兒子住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每天都要走8英里的路，去到Mount Vernon，或者沿著波多馬克河行走，一邊聽著電子書，通常是神秘小說的錄音。他出生在曼哈頓，但他的父母在他小時候搬到了威徹斯特縣的約克城。“4歲前我一直住在Riverside Drive。然后有一天我給我媽展示了在操場學會的東西，用Popsicle冰棍做成一把彈簧刀，我記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我住在約克城了。”
Hargrove的父親編寫如何使用機械計算器的技術手冊，Hargrove在密蘇里大學上學時，學的是計算新聞學和公眾輿論。他學會了用來進行民意調查的隨機數字撥號理論等做法，并受到Philip Meyer的《精確新聞》鼓勵記者從社會科學中學習調查方法的影響。 1977年畢業后，他被阿拉巴馬州《伯明翰郵報》聘用，他的理解是自己會進行民意調查，并做報紙需要他做的其他任何事情。結果表明，該報需要的是一名犯罪記者。 1978年，Hargrove目睹了第一名男性死者，一名便利店老板在搶劫中被槍殺了。他還報道過一起騷亂，是在警方開槍打死一名十六歲的非洲裔美國女孩后爆發的。有一次，在到達一個對峙現場之后，他被水塔上的一個醉鬼用來復槍射擊。子彈擊中了他腳邊的碎石。他還報道過一名叫做John Lewis Evans的男子的行刑，這是美國最高法院在1960、70年代廢除死刑以來阿拉巴馬州第一個被處決的囚犯。Hargrove說：“在阿拉巴馬州，他們會把處極刑的犯人放到一張電椅上，那電椅還有個名字，叫做Yellow Mama，因為被涂上了亮黃色。由于距離上一次行刑的時間已經相去甚久，以至于已經沒人記得怎么用了。第一次的時候，由于把過大的電流加載到太細的導線上，所以所有地方都著火了。每個人都在大叫，我好幾天都睡不著覺。”
1990年，Hargrove搬到了華盛頓特區替Scripps Howard工作。他說在那里“我的主要目的是用數字震撼大家。”在研究美國社會保障管理局的死亡主檔案（Death Master File，Hargrove說大家總有一天都會在上面）時，Hargrove注意到有些人某一年被列進去之后又在幾年后被剔除出去了：也就是說某人被錯誤地宣布死亡了。從采訪中他發現這些人的銀行記錄往往會被突然凍結，沒法申請信用卡或者抵押貸款，并且工作申請往往會被拒絕因為通不過背景調查。在比較了不同郵編下的平民區危險兒童聯邦補助金清單后，他發現有2/3的資金都是撥往郊區方向的。曾經坐在Hargrove鄰桌的前記者Isaac Wolf說：“他做所有事情都是通過非常聰明的邏輯和編程來實現的，是足智多謀和創新思維的結合，通過耗時耗力的工作來收集和分析數據。”
2004年，Hargrove被派去調查一樁賣淫案的故事。為了了解哪些城市允許哪些不允許賣淫，他申請獲取了一份聯邦犯罪報告，FBI每年都會編撰這樣的一份報告，隨后他收到了一張包含從2002年以來的所有報告的CD。他說：“里面還附帶有一份叫做‘S.H.R. 2002’的報告。”這是FBI的補充兇殺報告（Supplementary Homicide Report），里面列有所有向聯邦調查局報備的兇殺案資料，包括年齡、種族、性別，以及受害者的種族，還列舉了殺人的手段和情況介紹。Hargrove在查看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有沒有可能教計算機認出連環受害者。” Hargrove說6年來他一直在跟Scripps Howard的每一位編輯說自己想用計算機找出連環殺手，而得到的回應總是，“你在玩笑，對吧？”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嬰兒死亡率記錄，佛羅里達州嬰兒意外窒息的死亡人數要比加州高很多，盡管加州的嬰兒數量更多。為了了解這背后的原因，2007年，Hargrove開始對嬰兒猝死綜合征（SIDS）進行調查。次年，Hargrove采訪了美國全國各地的驗尸官和病理學家。他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說，‘說實話，這么說可能會有麻煩，但SIDS其實并不存在。’” Hargrove于是推斷認為SIDS不屬于一種診斷或者神秘疾病，而是因為嬰兒放進嬰兒床的方式導致嬰兒睡覺時被窒息。佛羅里達州往往把這些死亡歸因為意外窒息，而加州則歸因為SIDS。在他的故事報道出去之后，疾控中心建立了突然意外嬰兒死亡病例登記檔案來評估每一起死亡。新澤西州參議員Frank Lautenberg跟Hargrove會面后出臺了突然死亡數據增強和意識法案（Sudden Death Data Enhancement and Awareness Act），2014年，這項法案由奧巴馬總統簽署生效。經過SIDS的故事之后，Hargrove在“新聞編輯部的地位高得出奇。”他告訴老板說他還是想教計算機偵查連環殺手，這次老板告訴他：“你有1年的時間。”
Hargrove開始申請調閱從1980年到2008的命案報告；其中包括了超過50萬份熊山。他說，從一開始一就知道“計算機不知道的東西。我可以從數據中看到受害者。”他開始嘗試編寫算法來返回被定罪的兇手的受害者。他選擇了Gary Ridgway作為測試用例，此人被稱為Green River Killer（格林河殺手），從1980年代開始，他陸續在西雅圖謀殺了48名女性，并將尸體拋棄在格林河邊。Hargrove在辦公桌上貼了一張Ridgway的照片，相片里的他看起來很疲倦，一臉的不高興。在照片下面，他寫道：“那些連環謀殺案的受害者在統計學上有何相似之處呢？”
建立算法是件累活。Isaac Wolf說：“他會寫一些代碼，然后用一堆看似沒完沒了的記錄來進行測試。我們當時又沒有昂貴的計算機設備，所以有時候會跑好幾天。整個過程都是磕磕碰碰，他總是在修修補補。”
Ridgway最終被通過DNA比對識別出來，并在2001年被逮到了，當時他正要辭掉在Kenworth的一家載貨卡車廠的工作，此前他已經在這家工廠當了32年的油漆工。但它告訴警察說掐女性脖子才是他的實際工作。他說：“我干的是掐脖子的工作，而且相當擅長。” Ridgway的妻子――第三任妻子對他的所為感到震驚。兩人在Parents Without Partners（離異父母協會）聚會上相識，結婚已經有17個年頭。她說他對自己一直都像新婚妻子那樣。Ridgway曾經想過要殺死他的前兩任妻子，但是考慮到太容易被抓到而作罷。基本上他殺掉的都是妓女，如果被殺掉的人身上正好帶有錢的話，他會把那些錢當作是殺死她的酬勞而據為己有。
Hargrove每天都以前一天為什么失敗的反省作為開始。他按照類型把兇殺案進行分類，因為有人告訴他連環殺手往往采用勒死或者棒擊的手法，顯然是因為他們更愿意讓受害者沒那么快死去。他選擇的受害者對象是女性，因為FBI稱70%的連環殺手受害者都是女性。每一次測試都要一天的時間。他都不知道有沒有效。好一段時間內，唯一有希望的變量似乎是“無法解決”。Hargrove抬起手把右手拇指和食指并在一起說：“在嘗試了100件不起作用的事情之后，然后才有了點見效的東西。我開始定得更具體，尋找一系列的因素――女性、武器、年齡以及位置等。”
通過這些要素，算法把兇殺案組織成了大概1萬組。比方說：波士頓，女性，15到19歲，手槍就是其中一組。而新奧爾良、女性、20到50歲，窒息可能是另一組。既然“未能解決”已經產生出結果，哪怕是很無力的結果，Hargrove告訴計算機要通知他哪些地方的未破案率是特別低的。這方面西雅圖排行第三，其中大多數受害女性都屬于死因不明――不明是因為尸體都被拋棄在外面時間太長了，久到驗尸官已經無法確定她們是怎么死的。Hargrove知道，計算機終于看到Ridgway的受害者了。
通過解讀受害者與殺手的地理位置，Hargrove無意間已經運用了一門叫做犯罪空間情報分析（geographic profiling）的學科，前警察，現為德州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的Kim Rossmo是這方面的典范。1991年，Rossmo坐在日本的一趟列車上時想出了一個方程式，根據實施犯罪的地點以及尸體被發現的場所等因素，這個方程式可以用來預測連環殺手住在哪里。紐約市的一位兇殺案偵探說：“連環殺手的實施地點往往比較固定，會在集中的地區尋找犧牲品，這樣的放是可以定義和檢查的。”通常他們的獵場會遠離他們居住地，但又不會是他們不熟悉的地方。犯罪分子跑得越遠，其行動的可能性就越低，犯罪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是隨距衰減。
Rossmo還利用犯罪空間情報分析來跟蹤恐怖分子――他研究這些人住在哪里，武器藏在什么地方，以及用來打電話的公用電話亭的位置――還識別流行病是在什么地方開始的。他還跟動物學家一起協作，研究大白鯊的狩獵模式。最近，Rossmo研究了街頭藝術家Banksy留下來的早期作品，找到了支撐英國《每日郵報》在2008年所做未獲證實的論斷的證據，當時該報紙稱Banksy是一位來自布里斯托爾的中年男子，真名叫做Robin Gunningham。
Rossmo說：“說到謀殺調查，如果你避開好萊塢那一套的話，剩下的就是跟信息打交道。任何一樁連環謀殺案，警方需要調查的嫌疑人往往都有好幾千，甚至好幾萬。”在格林河那件案子中，警方的名單就有1.8萬人。“那么你該從何開始呢？關于犯罪的行程我們了解很多，通過留意謀殺發生地或者尸體被發現的地方，其實你可以建立概率分布。” Rossmo在他的《犯罪空間情報分析》一書中指出，研究發現，慣有右手的犯罪分子往往在逃跑的時候往左轉，但是會把證據留到右邊，而且大多數犯罪分子在躲藏進建筑物中的時候，會呆在靠近外墻的地方。
用計算機尋找兇手是由歷史先例的。MAP成員之一，退休的兇殺案偵探，前FBI情報分析師Eric Witzig曾經參與了FBI的暴力犯罪逮捕計劃（Violent Criminal Apprehension Program，ViCAP）。這個計劃由是洛杉磯兇案偵探Pierce Brooks發起的。Brooks在50多歲的時候經辦了Harvey Glatman的案子，此人就是后來臭名卓著的Lonely Hearts Killer。Glatman是一位廣播電視維修工，也是一位業余攝影師，平時會邀請年輕女性給他當模特，說照片是給偵探雜志拍攝的。所以他會把受害者捆綁起來進行拍攝，可一旦受害者這被綁起來之后就再也不松綁了。Witzig說：“其中一位年輕女性受害者，不僅被綁起來，而且捆綁物的轉角還非常的尖銳且精確，這表明罪犯從中享受到了極大的愉悅。”
Brooks開始研究一些殺手反復實施相同犯罪的方式。他把所有的兇案記錄放到到3乘5英寸的卡片上，1950年代末，在對計算機感興趣后，他向洛杉磯警察局提出請求，問能不能給他買一臺。上面告訴他說太貴了。1983年，在FBI給他在Quantico提供了一份工作并且替他購買設備啟動ViCAP之后，Brooks把制作命案跟蹤計算機數據庫的想法提交給了國會。這項計劃的本意是給調查提供配套，但是偵探對此并不感冒。Witzig說：“首要原因也許是原先的ViCAP報告表格。” Brooks希望記錄命案的每一個要素，因此要問答的問題超過了150個。Witzig說，這種情況下“用戶當然會有抵觸情緒了。沒人喜歡太多的文書工作。”他還補充說該計劃“得到了全世界執法方面最聰明的深度思考者的參與，但我們的MAP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們失敗了。”
MAP也有自身的局限。由于算法依賴地點作為搜索選項，那些活動范圍不局限在周邊縣市的兇手它就看不見了。此外MAP換回出現一種假陽性，Hargrove稱之為Flint效應：在一些城市，比如Flint、密歇根，由于對命案的偵破太不上心了，以至于這些地方看起來就像受到了連環殺手的特別關照一樣。
算法被放到了MAP的網站上，精通統計的人可以跑這個算法。其他不懂算法的人，可能也想知道有多少兇手尚未抓捕歸案什么的，則可以使用網站的“搜索案件”功能。住在新奧爾良的Deborah Smith是一名MAP的搜索愛好者，同時也是業余偵探網上吹水論壇Websleuths的論壇管理員。她說：“我保留了全國被謀殺或失蹤女性的名單及相關統計數據，同時還重點標注了那些我認為存在關聯的命案。我把每個州的數據都保留下來，這些都是從MAP獲取的，如果我關注了一名兇手，比如說Israel Keys，這個人15年前住在西雅圖，我就會尋找西雅圖以及阿拉斯加部分地區的命案，因為他也曾在那里住過，然后看看有沒有被警方忽視的東西。”她還補充說：“這方面MAP特別特別有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這樣的工具。”
不過，MAP的小組尚未決定用算法的發現來做什么，而且這個問題還會給Hargrove造成道德和實踐上的困難。他說：“我們必須確定我們的參與規則。在什么情況下我們才可以找警察？”一個月前，Hargrove通知克利夫蘭警方，稱似乎大概有60樁命案，受害者全都是女性，可能跟一位連環殺手有關，或者按照實施手段來看，也許是3名連環殺手所為。其中12名女性犯有賣淫罪，尸體在兩個不同的地理分布區被發現。Hargrove不愿透露跟克利夫蘭警方的交談細節，因為MAP的規則要求此類溝通必須是私密的。警方給我寫信稱，在看到Hargrove的分析后，“考慮派一小組人翻查幾單未決的命案。”該局特別調查小組的負責人是James McPike，他告訴MAP的人說：“我們準備跟你們一起合作，看看可以做些什么。”
Hargrove對調查感到滿意，但他也擔心搞錯了。他問道：“如果題目抓錯了人然后被對方告了該怎么辦？2010年還是記者的時候我聯絡了一批警察局，因為我想看看算法是不是有效。現在我知道它有效了――我腦子里的疑惑已經解開了。在特定城市我們有信心說‘這些受害者有共同殺手的可能性更高。’但2010年的時候我背后有一家大的媒體公司，還有律師和媒體保險做后盾。但現在我是一個人，經營的這家非盈利組織在銀行只有1400美元，董事會有9位董事，還沒有保險。”
MAP的最大公益在于它讓大家意識到了美國的命案破獲率之低。1965年的時候，一起命案的破案率超過了92%。2016年的時候這個數字還不到60%，是有記錄以來的最低點。洛杉磯的破案率最高，為73%，底特律最低，只有14%。就像MAP董事會成員，東北大學非典型謀殺研究小組（Atypical Homicide Research Group）主任Enzo Yaksic所說那樣，該項目“說明了外面還有一大批沒有被抓獲的殺人犯。”
MAP的另一位董事會成員Michael Arntfield是西安大略大學的一位教授，他管理著一個鐵證懸案社團。該社團關注的是這一算法的最大發現，也就是過去40年在亞特蘭大地區總共100樁未破案的女性被殺案。這些受害者大部分都是非洲裔美國人，而且全都是被掐死的。Arntfield從亞特蘭大警方那里弄到了44位女性的名字，現在一直在了解她們更多的信息。（研究敏感受害者的背景，希望能夠發現他們是怎么遇到殺手的，這屬于一門學科，叫做被害人學。）Arntfield和他的同事把受害者分成了兩組：一組規模略小，是年紀稍大的女性，都是在家中遇害的。另一組年輕女性規模較大，其中很多都是妓女。Arntfield從報紙報道中發現，有兩名男性實施犯罪的手法非常類似，現在都已經入獄。亞特蘭大重案組負責人Adam Lee說警方尚未將這些命案跟特定殺人犯關聯，但他說他認為MAP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并且對“跟Arntfield坐下來一起談談很感興趣。”
Hargrove說他希望偵探最終會開始用這樣算法來建立案件之間的關聯，而MAP將會幫助找出兇犯。與此同時，他正在考慮建立一個比較網站，希望用這個網站來跟蹤縱火案，并且他已經在開始編譯著火方面的數據，只是現在還沒有時間發布出去。他說：“連續縱火案跟連環謀殺案之間存在著關聯。很多家伙都是從燒東西開始的。”
我們沿著亞歷山大市河邊在走路，這是Hargrove平時經常走的一條路線，他說：“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收集盡可能多的記錄。但這些記錄是非常強大，非常誘人的。只需要查看這些記錄就能識別出連環殺手。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份，濟南私家偵探你會看到類似恐怖的事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