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但喜作高官，執法無難斷案難。”（佚名《狄公案》）在中國古代“集偵查與審判于一體”的司法體制中，通過查明真相來“破案”才是“技術活”，據此“執法”定罪量刑自然容易得多。相比于現代“科技為王”的刑事偵查模式，古人破案手段之簡陋，幾令現代人難以想象。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何應對各種疑難案件的挑戰，歷代記載眾多，從中折射出古人不凡的智力謀略和司法智慧，也值得我們探究一二。

“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

“破案”一詞是現代警察制度特別是現代刑事偵查制度確立之后才產生的說法，在古代往往被稱為“斷案”“鞫獄”“治獄”“折獄”等，體現了偵、控、審職能不分的時代特色。中國最早的法官鼻祖皋陶，在傳說中依仗一頭神獸“獬豸”來判案，神獸頭上長著一根獨角，能夠判斷真偽。每當案件不能決斷時，即可“觸不直者而去之”。此即“法”字的造字起源。《西京雜記》則載，秦宮中有一面方鏡，可照徹人的五臟六腑，“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此即“明鏡高懸”典故之由來，令人細思極恐。這兩例都是“神判法”的反映，注重的是“解決問題”優先，“程序正義”尚未成形。世界各大民族原始時期都通用此法，但中國早期正史上幾無記載，體現了中華文明理性早熟、“不語怪力亂神”的特性。

歷代案件，最主要的是“盜案”（侵犯財產）和“賊案”（侵害人身安全，“賊殺”即故意殺人案件），戰國李悝在《法經》中提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這一理念也使古代的地方官吏走上行政司法合一化之路，最明顯的當屬縣級主官，其主責是所謂“錢谷刑名治安教化”，或謂“治民理財決獄弭盜”，宋代規定知縣必須親自審理案件，此制度存續了八百多年，使知縣包攬了接受報案、主持檢驗、組織緝捕、審訊疑犯、判決罪犯種種職能，贏得了“一人政府”之稱。法學者郭建認為“與其說中國古代的地方基層長官是行政兼理司法，還不如說實際上是司法兼管行政”。但縣令一人精力有限，必須依賴眾多助手，所謂“佐雜”“六房三班”等是也。其中類似現代警察職能、負責具體案件偵查抓捕的有“佐官”有“胥吏”，如秦代便有“亭長”“求盜”等職，約相當于如今的派出所長和所內民警，劉邦便當過亭長；唐代有“縣尉”，作為縣令的佐官，相當于如今的公安局長，其下又有“法曹”輔助；胥吏則包括捕快、衙役、仵作、獄吏等，作用類似現代的巡警、法醫、看守，清代有“與胥吏共天下”的說法，一些大縣的胥吏多達數千人，可見其分量之重。武松曾擔任過的平谷縣“都頭”，據考證其實是個“班頭”，便屬于胥吏層級。再往下，還有公紳、地保、里正等基層人員，類似今日的“群防群治”組織成員，也起著重要的治安協助作用。

縣令之上，還有專門負責“典獄”的上級專門官員與中央司法部門，如推官、通判、錄事參軍、司理參軍、提刑官、廉訪使、按察使、大理寺丞等等，歷代變革名目繚亂，但司法職能相近；中央司法部門則如合稱“三法司”的大理寺、刑部與都察院等；狄仁杰就先后擔任過州一級的判佐、法曹、大理寺丞等職，算是“政法口”培養出來的干部。對于這些中高級官員，也有專業性的要求，如宋代司法參軍需要“精通律令、嫻熟書判、試中刑法”，清代刑部秋審處官員需要“明敏決斷，諳習律例及成案駁案”等。他們更類似如今的法院系統，存在感不如處于一線的縣太爺強，但對于疑難、死刑案件具有復審復核大權，一旦平反有功，也能顯山露水。

古人對“治獄”的重視，一方面是認識到“獄者，天下之大命”（《疑獄集序》）“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修短系焉，比他職掌猶當謹重”（《棠陰比事·桂萬榮序》）。古代沒有GDP概念，官員主責在于“治理”，能夠“為政嚴察”“擒奸如神”，令“地方肅然”，自是一大政績。另一方面，古人認為平反冤獄可以“積陰德”，大有利于子孫興旺發達；而冤案則可能讓當地招災惹禍。《后漢書》記載，于公做過縣獄史、郡決曹，審判獄訟案件公正公平，受審者都無怨恨。郡中為他立有生祠，號曰于公祠。于公聲稱“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封者”，其子于定國后來果然成了丞相。因此，“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疑獄集序》）。

對基層官員來說，“縣事多處詞訟”（李廷弼《作邑自箴》）“吏事之要，首在聽斷”（《棠陰比事·張壽鏞序》）。這似乎是要求每名官員都必須成為辦案專家。實際上，在刑事案件中，絕大部分都是是非分明的簡單案件，以及所謂“縛詣”（扭送官府）的“現行案件”，難處只在如何考慮依據刑律判決。辦案難不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曾經當過知縣的海瑞便提出，“兩造具備，五聽三訊，獄情亦非難明也……昭明者十之六七，兩可難決亦十之二三也”，也即說，案件是非分明的可以占到百分之六七十，疑難案件只有百分之二三十。這道理古今皆然。當然，能夠在升堂聽審的短時間內做到“決獄如流，片晷立就”，也確非凡人所能。

古人對各類疑案有濃厚的興趣，記載頗多，如五代和凝父子編有《疑獄集》，乃是現存第一部完整的案例匯編；其后南宋鄭克又據此增編《折獄龜鑒》；桂萬榮再擴編改編為《棠陰比事》，得到宋理宗“知聽訟決能審克”的褒獎；明人張景編有《補疑獄集》、余象斗編有《皇明諸司公案》、清末魏息圓編有《不用刑審判書》，直至民初葛建初還編有《折獄奇聞》等，不斷增補改編，蔚為一派，與歷代各類判牘匯編等“工具書”并行，“所記皆平反冤濫抉摘奸匿之事，俾司憲者觸類旁通，以資啟發，雖人情萬變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尋故跡，舉一反三，師其意而通之于治獄，亦不無裨益也”（欽定四庫全書·疑獄集提要）。考其案例來源，一是史書列傳，特別是“循吏列傳”之類。包拯智破割牛舌案，便出自《宋史·包拯傳》。《晉書》中的曹攄、《南齊書》中的傅琰等等在傳中都有兩起或以上案件的記載，可見其人確有明斷之才。據徐忠明先生的統計，歷代循吏列傳中有記載循吏捕賊弭盜與聽訟折獄事例的，達到總數的41%。二是墓志、行狀等紀念性文章。歐陽修為其叔父歐陽曄撰墓志，特地記載了歐陽曄依據左右撇子持刀方式不同而斷案的故事；他為尚書屯田外郎錢治撰墓表，又記錄了錢治擔任海陽縣令期間的審理縱火疑案的故事，稱贊其“為吏長于決獄”“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于君”。三是《玉堂閑話》《涑水記聞》等“稗官野史”、“近時小說”、筆記史料。這些雖然真實性存疑，但也往往妙筆生花，更具文人趣味。

“真人實案”的匯編風格必然涉及不少歷史名人，如《補疑獄集》《折獄龜鑒》中便收有北齊高歡的兩個兒子彭城王高?痢⑷緯峭醺??，東吳的太子孫登和廢帝孫亮，宋代程顥、周敦頤、王安禮（王安石之弟）等真實人物斷案的故事，有的名人斷案事例多至兩三則。以行政司法官員為視角的記述方式，使得大多“名偵探”都是各級官員特別是“法官”，“主角光環”獨占，“斷案”（審訊）色彩突出，“偵查”色彩偏弱，戲劇性自然不夠突出，但許多故事后來被各種話本雜劇公案小說所改寫，被《智囊》等謀略作品收入，逐漸膾炙人口，成為真實的神探列傳，也成為“黑面包青天”“神探狄仁杰”等傳奇的雛形。

勘驗檢驗，直取證驗

對如何“斷案”，歷來從司法審判制度總結的多，從偵查破案角度看待的少，本文特側重后者作一梳理。

——技術勘驗。雖然現代刑事科技體系是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但在此之前，中國在將科學技術應用在打擊犯罪上是遙遙領先的。早自先秦，執法人員已經頗為重視對“發案現場”的司法檢驗。先秦竹簡文獻《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式”即司法勘查規范樣式之意）中已有極為嚴格甚至可以說是超前的司法檢驗規定，如對非正常死亡的尸體、無名尸體和斗毆受傷等，都要進行檢驗，制作“爰書”（司法筆錄）存檔，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在《賊死》篇中，秦代尸檢官記錄了一次全面的尸檢報告，尸體各部位的創傷程度、數目、方向、大小、出血情況、皮肉及衣物破損程度等，都被有目的性地檢查了一遍，這比西方公認的最早的尸體檢驗案例——凱撒被刺案早了200多年。《疑獄集》載，三國吳國縣令張舉“燒豬驗尸”，通過燒死一死一活兩頭豬，證實“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由此解決了一起妻子縱火殺害丈夫案件，這屬于科學實驗流派。南宋提點刑獄使宋慈，提出“獄事莫重于大辟（死刑案件），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檢驗是“死生出入之權輿，直枉屈伸之機括”，他在失傳的《內恕錄》等著作基礎上編著的《洗冤集錄》，對法醫檢驗中主要的死傷現象分門別類加以敘述考證，成為現存世界歷史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這本書被皇帝下旨頒行，成為官方檢驗尸體的工具書，其后元代又有《平冤錄》《無冤錄》等法醫著作，對此后歷代的尸傷檢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元代以后均規定，必須由“正官”（正職）來主持尸體檢驗。當然，受時代局限，其中也有一些不科學之處，如“滴血驗親”等。此類法醫學著作，也與《疑獄集》等案例匯編一樣，成為后代縣官及其“刑名師爺”的工具書，“入官佐幕無不肄習”。中國也是最早將指掌紋、足印用于偵查案件的國家之一。元代姚燧《牧庵集》載，浙西廉訪副使潘澤根據成人指紋與未成年人指紋不同的規律，發現契約上的指紋屬于冒充，成為最早的指紋斷案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