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私人偵探公司報道，17年前河南農婦李桂英被村里五位懷恨在心的村民圍毆，丈夫前來解圍被毆打致死。五位兇手隨后潛逃，當地警方限于能力和財力，無法全國追逃。李桂英發動親朋好友，17年來堅持追兇，多次趕赴外地自力破案，最終找到關鍵線索，幫助警方抓獲了四位兇手，成功定罪。
講述這個傳奇式的故事令人感動，李桂英用頑強的毅力與決心，報了“殺夫之仇”。類似的故事足以進入歷史傳奇故事或是成為影視劇的素材。但這個故事在感動之外，更是給人帶來沉重的思考。
長期以來，中國強調命案必破，多數命案是熟人作案，破案難度并不大，但中國地域遼闊，緝兇需要較大成本。加上曾經一段時期中國警力有限，辦案能力不足，即使是命案也有一些兇手長期逍遙法外。走在“自治破案”路途上不止李桂英一人，常見的故事還包括踏遍全國尋找被拐帶孩子的父母，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只有小部分結局圓滿。
案件無法偵破，兇手無法緝拿，不少人指責警方辦案不力，有懶政甚至違法嫌疑，不乏支持這種指責的案例，但客觀而論，有些案件的破案的確超出了警方的現實能力，罪犯潛逃也是無奈之事。
現實的局限性促使我們要給“自治破案”創造更多機會，彌補制度性破案能力的不足。現代法律制度并不提倡“私力救濟”，只有在少數幾種情況下，個人可以替代執法機關成為“執法者”，例如正當防衛，或是發現正在發生的犯罪時，將罪犯扭送公安機關。“自治破案”并不等同于“私力救濟”，諸如李桂英追兇的做法，只是搜集鎖定罪犯的線索，幫助警察輯兇，不屬于“執法”的內容，因此并不算逾越“私力救濟”的紅線。
如果僅僅是容許個人在合法的前提下進行“自治破案”，效果將有限，因為畢竟大部分人不具備收集線索的專業能力，或是缺少李桂英那樣的毅力。合法的個人事務可以委托代理，所以從理論上講可以委托俗稱為“私家偵探”的專業人士代為“自治破案”。事實上，一些冠名法律事務服務的機構，已經在開展這類接受委托收集各種案件相關信息的服務。二十多年前公安部曾有規定，禁止開設開展民事或安全事務調查的私人偵探所。這條禁令擔憂的便是“私立救濟”的泛濫。
實際上，私家偵探在海外一些國家和地區是普遍存在的職業主體，并且成為了維權的好幫手。以合法方式收集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信息，假如能將私人偵探的業務范圍局限在這個合法邊界內，那么并沒有合理的理由禁止這項職業。假如這項職業得以發展，諸如李桂英和其他權利受到嚴重侵犯的人們，就可以通過自己的能力，搜集犯罪信息，維護自己權利。
像李桂英的例子一樣，“自治破案”是一個合理且合法的需求，因此市場上可以做出回應，提供相應的服務，這是市場經濟的邏輯。按照當前深化改革的思路，法無禁止即合法，在法律層次上并未限制個人向其他人委托“自治破案”，因此相應服務假如能夠得以發展，李桂英或許便不會因為親自追兇而深刻影響了日常生活，而是可以委托專業人士來做這件事情。